宜良烤鸭，是云南省经典的地方传统名肴，起源于明朝，已有600多年的历史，说起来这宜良烤鸭并不算云南本土风味菜，它是由南方传过来的。它肥瘦相宜，皮酥脆，内香嫩，光亮油润，色泽红艳，清香离骨，地方风味显著。
相传，在明人洪武年间，朱元璋封颍川候傅友德为征南首领，率领千军万马奔赴云南，同行时带上了自己的御厨李海英，他在南京号称“李烧鸭”。后来等云南统一，回南应变受封的颖国公只被朱元璋赐白绫而自缢身亡。“李烧鸭”闻讯不敢回南京，便隐姓埋名先后在宜良狗街、宜良蓬莱乡的李毛营，经营起烧鸭生意，开了家“滇宜烧鸭店”，并娶了位毛姓姑娘为妻，如今的“李烧鸭”已是第28代传人。宜良烧鸭除了现烤现卖外，还建立了软包装食品厂，原料一律选用40天以内的嫩壮仔鸭，以祖传秘方调制生产出味香肉美的“滇宜”牌软包装宜良烧鸭。软包装烧鸭不仅肥而不烂，香味纯正，而且当天携带，又不含防腐剂，即可即食，并且品种已创出烧鸭，烧鸭脚、烧鸭翅等十多个“滇宜”牌系列产品，昆明各大商场有售。
现在宜良李烧鸭在2014年12月12日开设昆明第一家分店，位于昆明市五华区盈江路54号，江岸小区江北农贸市场南门斜对面。
清光绪二十七年，宜良县狗街镇沈伍营村的许实(字秋田)，省试考中举人，榜列二十一名，赴京城应试。西村人刘文侍考，随许秋田进京寓居于一家烤鸭店的隔壁。许忙于应考，刘闲来无事，到隔壁的烤鸭店虚心学艺。许落第归里。宣统二年，许考取法部正七品法官，曾为宜良、禄劝纂修过县志。刘文学得一身技艺，回到家乡.在狗街火车站开了一个烤鸭店，名“质彬园”。刘文肯学肯钻，北京烤鸭用高粱秆做撑筒，他改用芦苇，使烤鸭带有芦苇淡淡的清香。北京用麦芽糖水做涂料上色，他改用土坯火炉，用松毛结暗火烘烤。松毛结热度均匀，又无烟尘。刘文又因地制宜，对毛鸭选择、汤料、成型、配料等作了合理的、适当的改进，使其烤鸭既保持了北京烤鸭的本色，又做出了狗街烤鸭的特点，刘文的鸭色呈枣红，皮脆内粑，吃时提着鸭腿一抖，肉与骨松离分开。据吃过他烤鸭的老人说，一只鸭子只丢四大骨(翅膀与大腿骨)软骨、小骨都酥脆可食。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些老人们回忆起刘文的烤鸭，仍然食欲大动，终涎欲滴，赞不绝口。
由是，狗街烤鸭异军突起，名声大振，使昆明及宜良的其它烤鸭黯然失色。那时，人们为了吃到刘文的烤鸭，专程从昆明乘座早班火车到狗街，饱餐一顿后，下午带着齿间余香抹着嘴角油迹，心安理得地乘晚班车赶回省城。南面从开远慕名而来的食客，则要在狗街留宿一晚，次日才能返回。有的食客为了赶程奔路，或性急嘴馋，提出“不耙点不要紧，砍来吃，钱照付”，那是万万办不到。
一次，国民党的一个中校营长带着太太及随从乘轿前往路南经过狗街，进店要吃烤鸭，数次催促均未遂意，便自动用鸭钩揭开炉盖。刘文大怒，与之争吵。那边拔手枪，这边操菜刀。营长终未吃到烤鸭，悻悻而去。刘文把这一炉因闪火而走气味的烤鸭赔本拿给对门马光荣的小馆子加配作焖吃。
刘文为保质重誉而到了执拗的地步，故当时有一句俗语流传：刘文的烤鸭好吃，脸嘴难瞧。每年秋后麻鸭初肥，刘文便带着徒弟杨国才等应邀前往省城，在省府及所属四大厅大显身于，艺压群芳，技惊四座。云南省主席龙云赠与联名题词的大红锦旗。积年以来，各界人士赠送的贺对楹联匾牌锦旗不胜枚举。有一联这样写道：“南圃春前新燕舞，西村秋后乳鸭肥”。
刘文有子刘文达，善养鸭，不善烤鸭。刘文高徒杨国才，艺传其子杨得春。
中国烤鸭起源，据《中国烹饪大典》，起源于唐朝宫廷。惟其源流不清，证据不彰难以邃定。而有确凿记载的，实见于清末。清咸丰6年（1856）宜良兵燹。由宜良起兵发迹官至云贵总督的岑毓英与县人杨福章、蔡标、何秀林等人在县城花桥下北廊曹氏所开的“顺河楼”酒店拜把兄弟，喝生鸡血酒结盟起事。素爱美食的岑毓英忽发奇想，叫店主曹健想法将鸭子整个用栗炭火烧死。美味清香，大快朵颐。这明火烧烤鸭子的吃法就在宜良发明出来了。以后，岑毓英等都当了清廷的封疆大吏，何秀林、蔡标任军门，邑进士陈鸣玉掌云南五华书院。这几人每次回到宜良，都要到“顺河楼”吃曹家的烧鸭。兴趣浓起时，岑毓英曾追述说：“这口味是我想出来的。”陈鸣玉就说：“就取名‘宫保烧鸭’吧。”“宫保”是对总督官职的雅称。岑其时已官是职，故陈鸣玉有是说。今滇味菜肴中的“公爆鸡丁”、“公爆白菜”等，先放切短的干辣子下锅再放其他肉菜的方法，也是岑毓英想出来的。故其准确的菜名应为“宫保鸡丁”、“宫保白菜”才对。随即，陈鸣玉撰书一付对联送给曹家“顺河楼”：“美味能招天下客，清香引出洞中仙”，就是专门赞美这“宫保烧鸭”的。这付对联多被外地餐饮业界所引用，却渐渐忘记是陈鸣玉所写，也不知道是专门写“宫保烧鸭”的了。曹氏烧鸭系用明火，直到狗街人刘文从北京学回来焖炉暗火烧烤之法并在宜良传播开来之后，曹家烧烤也随之做了改进。
至于北京的烧鸭发明于何时，史籍缺载，不能详知。相传慈禧在同治年间（约1861年），已在宫中吃过烤鸭。从时序上讲，应该比岑毓英发明的“宫保烧鸭”稍晚数年。不知此法是否岑毓英进京觐见慈禧时传授给宫廷的？北京烧鸭在清末传出宫廷，分为两大派系：一为明火挂炉烧烤的“全聚德”，一为暗火焖炉烧烤的“便宜坊”。这两大派系至今仍在。全国各地的烧鸭制作方法非此即彼，同样离不开这两大派系。
“便宜坊”从诞生就一直在北京，现称“老便宜坊”。同时出现在天津的烤鸭店名为“聚全德”。聚全德在天津经营不善濒于倒闭，始于民国初年才迁入北京，并逐步做红做大。据载，天津聚全德为清同治三年（1864）挂牌张业，比宜良晚出8年。至少在刘文进京时还没有迁入北京。因此，刘文那时在北京所能见到和学到的，便只有“便宜坊”的焖炉暗火烧烤方式。中国烤鸭两大派系，发明于北京的暗火焖炉烧烤没有在北京做大反而由他的徒弟在云南宜良县的狗街做大做红，成为南鸭旗帜；而发明于宜良的明火烧烤方法，在宜良也没有做大，反而被外来的焖炉式代替了。虽没有证据证明北京的明炉烧烤是从宜良传出去的。但同样的方法由聚全德做失败了，却由改名后的全聚德做红做大并且做得很红很大，成为了中国餐饮业界的第一品牌，在全世界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这个事实本身说明：方法的发明固然重要，而事业成功却完全取决于人，是经营者的远大追求和创立品牌信誉的认真态度，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狗街刘文的成功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刘文进京学艺实因于许实。许实（1873～1923）字秋田，狗街沈伍营村人（许姓为沈伍营望族。时秋田已徙居西村）。清光绪27年（1901）并行庚子辛丑恩正两科秋试举人。翌年（1902）得公族资助赴北京会试。同村农家子刘文作为书童随侍进京，投宿于米市胡同老便宜坊附近，因常往就餐，稔知其味。刘文心眼灵活，思维敏捷，侍学之余，得许实赞许，因到老便宜坊悉心观摩，认真学习烧烤技艺。回狗街后，经过几年的琢磨准备，对北京技艺颇加改进，然后自砌土焖炉，专于谷熟季节，开始烧烤本地麻鸭，挑到狗街火车站或白莲寺乡街集镇等地外卖，影响日愈扩大。后渐有积累，即在火车站租用街铺开张食馆，用许实先生根据《论语》“文质彬彬”的文句给刘文取的字号“质彬”做为食馆的名号，命名为“质彬园”。刘文勤于钻研，勇于创新，结合县情实际，对北京传统工艺大胆改进，对各项制作工序严格要求，既保持了北京风味，又具有其新的骨白似雪、酥脆离骨、色鲜肉嫩味美的地方特点，短短时间内就名声鹊起，做成了一个响当当的名牌。县人段克昌年轻时与刘文结识，两人曾同宿鸭棚。段供职省城后每念贫交故人，支持刘文创立名牌。为扩大对外影响提高知名度，在每年谷熟鸭肥季节，总联系邀请老朋友去省城，在省府及所属四大厅等高级军政要员举办的宴会上显献烧鸭技艺。原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对此赞誉有加，由此走红。龙云原拟以重金相赠，刘文婉谢。后乃送给一面联名题词的大红锦旗，又题书“京都烧鸭”匾额相赠。刘文烧鸭从此遂得名为“京都烧鸭”，示其技艺之得于京城也。“京都烧鸭”赠匾，刘文极为珍视，一向收藏于西村家中，50年代后毁弃。
由于得到龙云的表彰，加之刘文的技艺创新日臻完备，各界人士赠送的颂语缎幅多如彩云。每到节庆及生日宴会，都悬挂出来迎风抬展，景象十分壮观。其中，比较有名的赠联，有60军183师师长高荫槐的“南圃春前新燕舞，西村秋后乳鸭肥”；开远铁路警察局局长钱小方的“南国老便宜，西村小吃恬”。时人不解其意，经历任宜良和狗街铁路警察分局局长罗席珍（土官村人）解释，上联“老便宜”为位于北京米市胡同的烤鸭店名，指出刘文的技艺源自京城；下联则称道西村刘文的烧鸭美味可口，食后心情舒适爽朗。
随着刘文烧鸭名声的日愈噪大，当时由昆明、宜良、开远等乘坐火车专程到狗街吃烧鸭的人络绎不绝，成为狗街一道独特的风景。昆明的客人可以当日赶回；南边来的客人则必须在狗街住宿一夜。狗街因此被民国时期编印的《云南旅游指南》收入书中。
一次，一个国民党的中校营长，带着太太及随从乘轿前往路南经过狗街，因性急嘴馋，一进店就催着要死，恨不和一巴掌就打入嘴里。经数次催促刘文，都回答说火候不到没有熟透，那人就说：等不得了，熟不透也要吃。并自己动手用鸭钩揭开炉盖，想先啖为快。刘文见状，怒气冲天，两人就争吵起来。那边拔出手枪大耍威风，这边操起菜刀毫不示弱。后经人们两边相劝，事情才平息下来。那营长未吃到烧鸭悻悻然离去，这边刘文认为这一炉鸭子因闪火走气失了本味，竟一只都不卖出，全部赔本给对门马光荣的小馆子加配佐料焖吃了。刘文保重质量信誉到了如此执拗的地步。当时社会上遂传言说：“刘文的烧鸭好吃，脸嘴难瞧。”后人不明真相，常借这话作为对事物讽嘲的借喻，其实是歪曲了这话的本意。
